王嵎生:APEC首次交锋,美国知难而退
在新中国70年的外交历程中,亚太经济合作组织(APEC)是我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,是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。今年是APEC成立30周年,中国与APEC之间的缘分也是由来已久。1991年11月,中国加入APEC大家庭,这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。“高抬贵手”上世纪90年代,国际局势风云变幻。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、两极格局结束,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。此时加入APEC,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,也是加速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,对于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有着重要意义。中国加入APEC以来,磋商、协调及发展始终是主旋律,但也并非一帆风顺。由于各方利益有异,战略考虑不同,矛盾和斗争在所难免。最大的分歧主要是坚持“平等的伙伴关系”还是一家或几家说了算的问题。围绕这一问题,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,特别是美国,进行了无数次谈判、博弈,为倡导和维护APEC平等互利、自主自愿、协商一致等“核心价值观”,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93年,已经64岁的王嵎生被任命为我国APEC高官。上任后不久,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拉开帷幕。王嵎生回忆,当时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,即组建一个由它主导的“亚太共同体”。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“新太平洋共同体”的设想,想让美国在经济、安全、价值观等方面主导环太平洋地区事务,APEC西雅图峰会就是推行该设想的重要一步。在领导人会议前一周,美方散发了领导人《经济展望声明草案》,明确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构想。对于这一提议,APEC成员普遍不能接受。中国领导人写信给克林顿指出:“亚太共同体”的性质和观念既不反映也不符合APEC的现实。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搞‘亚太共同体’根本不现实。东盟没有一个成员同意,日本也不同意。”王嵎生说,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对声浪下,美国见势不妙,只好知难而退。克林顿当晚还在宴会上解释说,他不是要搞“共同体”,而是希望搞“大家庭”。美国高官还私下向中方传话,希望中方“高抬贵手”。经过连夜磋商,最终在领导人《展望声明》中承诺,要努力深化“APEC大家庭精神”,打破了美国企图主导APEC的设想。中韩联手就在“大家庭精神”明确后次年,APEC又一个重磅议题——“茂物目标”诞生。所谓“茂物目标”,是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、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。它为30年来APEC的发展指明了方向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但因当时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,对“茂物目标”的细节存在严重分歧。美国主张贸易自由化应包括所有经济领域,不允许有例外,而中韩等其他发展中成员希望有“灵活性”,按各成员的经济发展情况实施贸易自由化进程。于是,在1995年的APEC大阪峰会上,细化“茂物目标”方案成为最重要的议题,特别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领域的“灵活性”问题。为了争取“茂物目标”的“灵活性”,王嵎生与时任韩国APEC高官潘基文(后出任联合国秘书长)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合作。峰会前,潘基文私下与王嵎生会面,一上来就跟他诉苦:“王大使啊,我来之前总统跟我说,《大阪行动议程》一定要争取到灵活性。如果争取不到,回来就给我走人!”潘基文表示,必要的“灵活性”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,不能妥协,希望中国鼎力相助。尽管是开玩笑的口吻,但韩国担忧的“灵活性”问题,也正是中国所顾虑的。王嵎生赞成潘基文的主张,两人约定,各自扮演不同角色,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。“潘基文和我一个唱红脸、一个唱白脸。”峰会期间,王嵎生表达中方坚持“灵活性”的强烈意愿,潘基文则出面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,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,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,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。经过多轮艰苦谈判,最终在《大阪行动议程》中加入“茂物目标”的“灵活性”原则,缓和了APEC成员间的对立情绪。一波三折说起APEC进程中的“中国智慧”,王嵎生首先想到的,是1996年苏比克峰会上中国提出的“APEC方式”。其特点是承认成员的多样性,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,遵循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、自主自愿的原则。“APEC”方式能够确定下来,经历了一波三折、异常艰辛的谈判。时间回溯到23年前。1996年11月,APEC峰会在菲律宾苏比克召开,会议的主旨是要进一步深化APEC“大家庭精神”。在当年5月的第二次高官会议上,王嵎生在中菲双边磋商中提出了“APEC方式”。当时,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马卡拉纳斯认为这一提议很有意义,将是中方对苏比克会议的一大贡献,他愿意为“APEC方式”的通过,主动去做各方的工作。然而,就在峰会前夕,菲律宾对“APEC方式”的态度突然转变,表示一些发达成员不赞成,特别是美国“强烈反对”。为此,中国领导人三次亲自写信给拉莫斯总统,做了大量说理工作,但菲律宾准备的《苏比克宣言》草案中仍只字不提“APEC方式”。王嵎生对此深感不爽和不安。“我们回去如何面对‘江东父老’?怎么交账?我们一年的心血和努力难道就这样白费了?”领导人会议前一天,王嵎生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,他紧急约见马卡拉纳斯副部长,强调宣言中一定要加入“APEC方式”。王嵎生开门见山:“中方此前为顾全大局,勉强同意了美国在宣言中的一些建议。但如果因为美国反对而不加入‘APEC方式’,那么中方也将反对美国的建议,这样《苏比克宣言》还能通过吗?”听到这里,马卡拉纳斯开始有点紧张,表示将争取把“APEC方式”写进宣言草案。但王嵎生立即反驳:“只‘争取’不行,还是要设法写进去。”第二天一早,菲方在新草案中增加了“APEC方式”的内容,并获与会领导人一致通过。次年,APEC领导人《温哥华宣言》进一步指出,“APEC方式”是当今“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”。“APEC方式”的独特,在于它是“对话平台”而非“谈判平台”,以“自愿”而非“约束”为原则,以全体成员达成共识为前提,强调协商一致、自主自愿。发展中国家代表普遍认为,“APEC方式”说出了他们的“心里话”,是“APEC大家庭”的灵魂,反映了冷战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、发展与合作的愿望,体现了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。经历6次APEC峰会、30多次APEC高官会,王嵎生于1998年卸任APEC高官职务。在他卸任前的一场晚会上,主持人突然问大家:“谁是我们APEC最帅的高官?”伴随着热烈的掌声,台下齐声作答:“中国高官王嵎生!”回忆此情此景,王嵎生既谦虚又自豪:“这个‘帅’并不是指我本人,而是对中国形象的肯定。说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得人心,赢得了APEC成员的信任和友谊。”人物简介王嵎生1954年毕业后进入外交部,先后在礼宾司、亚洲司及驻外使馆工作。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处长、驻科威特大使馆政务参赞、驻尼日利亚大使和驻哥伦比亚大使。1993年至1998年,任中国亚太经合组织高官,兼任南开大学教授。1998年至2004年,任外交部特邀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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